陈家是四大家族里最特殊的一个。蒋、宋、孔三家靠血缘、婚姻和财富编织在一起，陈家靠的却是一条人命和一句承诺。陈果夫、陈立夫兄弟能够进入权力核心，起点不在他们自己身上，而在他们的二叔陈其美。陈其美是把蒋介石带进同盟会的人，是蒋介石的结拜大哥，1916年被袁世凯派人暗杀后，无人敢收尸，是蒋介石冒着风险把尸体背走安葬。因为这层关系，蒋介石把陈家的两个侄儿当作“自家人”来用，二陈叫他“蒋三叔”。此后二十多年，兄弟二人替蒋介石牢牢攥住了国民党的党权与特务机器，一手打造了CC系，赢得了“蒋家天下陈家党”的名号。但“家臣”的命运从来不由自己决定。国民党败退台湾后，蒋介石需要一个人为失去大陆负责，负责党务的陈立夫成了最顺手的那只替罪羊，被勒令在二十四小时内离开台湾。陈果夫留在台北，肺病缠身，清廉到无钱治病，靠蒋介石特批的五千银元也未能挽回性命，1951年在贫病中死去，年六十岁。陈立夫则在美国新泽西借钱办了一个养鸡场，遭遇鸡瘟和大火，最后靠做皮蛋、卖辣椒酱谋生，曾经掌控国民党数十万人事大权的秘书长，在唐人街成了一个卖皮蛋的老人。
一、湖州陈家：一条命换来的“入场券”
要理解陈家为什么能跻身“四大家族”，得先理解一件在四大家族叙事中常常被轻轻带过的事：陈家与蒋介石之间，首先是一笔“人命债”。
陈果夫和陈立夫是浙江吴兴人，出身一个“以孝义受钦于乡里”的家族。他们的父亲陈其业是长兄，二叔陈其美才是这个家族真正的“政治发动机”。陈其美是辛亥革命初期与黄兴并称的孙中山左右股肱，也是青帮人物，心狠手辣，暗杀过陶成章、陶骏保、夏瑞芳等人，最终自己在1916年被袁世凯的人暗杀于上海。而蒋介石，早年正是由陈其美带入同盟会，两人与黄郛结拜，陈其美是老大，蒋介石是老三。所以在陈家兄弟口中，蒋介石不是“蒋先生”，而是“蒋三叔”。
陈其美死后的那一幕，是理解蒋介石与陈家关系的关键。没有人敢去收尸，蒋介石去了，把陈其美的尸体背回自己在上海的秘密寓所入殓，痛哭失声。这一背，在江湖逻辑里就是一笔永远还不清的债。陈其美没有留下足以庇护子女的政治资本，但他的两个侄儿，从那一刻起就成了蒋介石眼中“故人之子”。1926年，陈立夫从美国匹兹堡大学拿到采矿学硕士回国，蒋介石把他留在身边做机要秘书。陈立夫提了一个条件：“不能骂我。”他知道蒋介石爱骂人，而蒋介石居然答应了，并且真的做到了。1929年，陈立夫成为国民党最年轻的秘书长。
蒋介石对陈家的信任，与其说是对能力的认可，不如说是一种“家臣式”的信任：这两个人是大哥的后代，是自己人，不会背叛。而二陈也的确用一辈子回报了这份信任，只是他们大概没有想过，家臣的忠诚，在家主需要替罪羊的时候，恰恰是最容易被牺牲的东西。
二、“蒋家天下陈家党”：党权是怎样被攥住的
陈家在四大家族中的位置，可以用一句话概括：蒋家掌军，宋家掌外交与钱袋，孔家掌财政，而陈家掌党。
陈果夫比陈立夫大八岁，性格截然不同。哥哥忠厚安静，小时候母亲为了发展他的智力，竟然教他绣女红，七岁时就能当着外公的面飞针走线绣出一朵花来;弟弟机灵好动，到处跑着玩。但这两个性格迥异的人，在政治上却配合得像一台机器的两半：陈果夫稳重，长于制度与组织;陈立夫机敏，长于执行与人际。兄弟二人先后出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牢牢控制着党内的人事任免、组织发展和政治审查。1928年起，陈立夫出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主任，与陈果夫组织“中央俱乐部”，形成CC系，后来又发展成“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也就是中统。CC系在抗战爆发前夕的顶峰时期已有上万成员，陈果夫被称作“国民党之教父”。
“蒋家天下陈家党”这句话，听起来是在说陈家权势滔天，但它真正的含义其实更冷酷：陈家拥有的，从来不是属于自己的“天下”，而只是替蒋家“管家”的权力。 党是蒋家的党，陈家只是那个替蒋家看住党的人。看住了，是本分;看不住，是罪过。陈立夫在抗战期间主持教育部，用贷金制度让大约十二万学生得以完成学业，杨振宁和李政道正是在这种资助下从西南联大毕业的。这大概是陈家兄弟一生中留下的、最不容易被政治清算掉的东西：一个在战乱中让穷学生把书读完的制度。
但“管家”的权力再大，也大不过“家主”的一念之间。CC系的膨胀本身就埋下了祸根：一个掌管全党人事的组织系统，一旦大到让蒋介石觉得“这架机器我使唤起来不再顺手了”，它就从资产变成了负债。
三、二十四小时：一只替罪羊的诞生
1949年，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需要一个解释，也需要一个人。
蒋介石的选择是陈立夫。原因几乎是不言自明的：陈立夫管了二十多年的党务，国民党退到台湾时全党溃散，党务系统的崩溃总得有人负责;而陈立夫又没有兵权、没有地盘、没有足以反抗的独立资本，他是最顺手、也最安全的替罪羊。蒋介石给陈立夫的时间是二十四小时：二十四小时之内离开台湾。蒋介石自己没有出面，出面的是宋美龄，她送给陈立夫一本《圣经》，希望这本书能慰藉他的灵魂。陈立夫指着墙上蒋介石的照片，说了一句大概是四大家族全部历史中最沉痛的一句话：
“夫人，谢谢你的好意，那活着的上帝都已经不信任我了，我还希望得到耶稣的信任吗?”
“活着的上帝”，就是蒋介石。在陈立夫这句话里，蒋介石不是一个政治领袖，而是一个曾经被当作神一样信仰和侍奉的人。而现在，这个神抛弃了他最忠诚的仆从之一，甚至不愿意亲口对他说一声“走”。陈立夫没有争辩，没有反抗，收拾行李，带着家人去了美国。一个曾经掌控数十万人事大权的人，就这样在二十四小时之内，从“陈家党”的掌门人变成了一个没有国家、没有职务、没有一技之长的流亡者。
而陈果夫留在了台北。他没有被驱逐，但他的处境比被驱逐更安静、也更残忍。
四、台北的青田街与纽约的养鸡场
陈果夫的身体，从辛亥革命时就坏掉了。1911年他以学生军支援武昌起义，因负重劳累过度导致肺部血管破裂，从此落下了终身的肺结核病。此后的四十年，他带着一副随时可能垮掉的身子，在国民党官场上打拼了三十余年。到了台湾，他“历来清廉”，没有积蓄，弟弟走后家庭经济发生危机，无钱治疗日益加重的肺结核。蒋介石特批了五千银元接济，但对病情已经无济于事。1951年8月，陈果夫病死于台北青田街的家中，终年六十岁。一个被称为“国民党教父”的人，死因中有一半是“穷”。
而在大洋彼岸，陈立夫正在学做一个农民。他借钱在新泽西办了一个养鸡场，遭遇了鸡瘟，鸡死了大半，后来又遭遇大火，烧得一干二净。一个做了大半辈子党务的人，没有任何实业技能，只能和妻子一起加工皮蛋，在纽约唐人街售卖，“陈立夫皮蛋”在當地还小有名气;除了皮蛋，他还卖湖州粽子和辣椒酱。李敖曾经质疑：陈立夫怎么可能打着领带去喂鸡?陈立夫的儿媳妇后来解释：他相当注重礼仪，又常有孔祥熙、宋子文等人去农场看他，他总不能衣衫不整地接待客人，所以经常打着领带做农活。
这个画面值得停在脑子里多留一会儿：一个曾经决定谁能在国民党里做官的人，打着领带，在异国的鸡舍里捡鸡蛋。 这不是“落魄”两个字能够概括的。它更像是一种提醒：在四大家族的权力结构里，陈家从来没有拥有过真正的“资产”。宋家有婚姻网络，孔家有财富积累，蒋家有军队和“总统”的名器，而陈家拥有的，只是一份随时可以被收回的“差事”。差事没了，人就什么都不是了。
五、余音：一个不再姓“政治”的家族
陈立夫后来回了台湾。1969年返台后，他出任“总统府”资政、“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副会长等职，晚年把精力放在中国文化与中医药的研究上，著有《人理学》《中国文化概论》《成败之鉴》等，2001年在台中逝世，享年一百零一岁。那个在二十四小时内被“活着的上帝”抛弃的人，最终活得比那个上帝还久。
陈家的后人则走了一条与前三家遥相呼应、却更加彻底的路：远离政治。陈果夫没有亲生子女，只有一个领养的女儿，定居美国，生活低调。陈立夫有三子一女，长子陈泽安由台湾大学农学系毕业后赴美，成为普林斯顿大学的植物病理学家，因陈果夫无子而过继给陈果夫;次子陈泽宁毕业于台大电机系，后入麻省理工学院，在一家公司做研发;女儿陈泽容十六岁赴美学习音乐;幼子陈泽宠是普度大学航空工程与工业设计的双科硕士。孙辈中较为人知的是陈绍诚，在台湾主持立夫医药研究文教基金会，推动两岸中医药交流，说中医是“两岸同根同源的文化宝藏”。
陈家第三代共十二人，分布在金融机构、医疗工程和高校，大多毕业于哈佛、麻省理工、普度、斯坦福等学校，几乎没有人涉足政治。这与蒋家第四代的“远离政治”、孔家第三代的混血独苗、宋家后人的散居海外，构成了一种跨越家族的默契：四大家族的后代，用各自的方式，集体退出了那个曾经吞噬了他们父辈的舞台。
文末总结
蒋家的故事是权力如何被继承，宋家的故事是家族如何被信仰和婚姻拆散，孔家的故事是财富如何在一场跨国的转移中变成一组无法定罪的数字，而陈家的故事是第四种东西：忠诚如何被用完，然后被扔掉。
陈家没有蒋家的血统名分，没有宋家的婚姻网络，没有孔家的财富积累。他们进入四大家族的唯一资本，是陈其美的一条命和蒋介石的一次背尸。蒋介石用这份人情换来了两个替他看住党机器的侄儿，二陈用一辈子的忠诚回报了这份“知遇”。他们替蒋家管住了党，建起了中统，培养了上万名CC系成员，也在抗战中让十二万穷学生读完了书。然后，当这台机器需要一个人来承担整场失败的时候，陈家就成了那个最合适的零件：拆下来，扔掉，连一声当面的道别都省了。
陈果夫死在台北一间没有钱治病的屋子里，陈立夫在纽约的鸡舍和皮蛋摊前度过了一个政治家最不该度过的中年。他们的一生证明了一件事：在一个“家天下”的结构里，最危险的并不是做敌人，而是做家臣。 敌人有谈判的资格，家臣只有被使用的价值。用完了，就是二十四小时。
湖州陈家的老宅大概还在，但那个曾经让整个国民党的人事任免都要经过它过目的“陈家党”，如今只剩下一个做中医药交流的基金会和一个卖过皮蛋的名字。这或许就是“管家”的宿命：天下是别人的，党也是别人的，只有那一身打领带喂鸡的体面，和一句“活着的上帝都已经不信任我了”的清醒，是他们自己的。
